城鎮化與環境質量不是魚與熊掌
國家行政學院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編寫的城鎮化藍皮書《中國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報告（2014）》近日發布。藍皮書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狀況進行了分析，再次引發人們對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而出現的交通擁擠、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的關注。很多人甚至悲觀地認為，城鎮化必然帶來城市環境質量的惡化。
筆者認為，城鎮化與城市環境質量并不是簡單的、線性的關系，而與城鎮化規模、城鎮化內涵、城鎮化模式等密切相關。
首先是城鎮化規模。城鎮化的實質是人口遷移，城鎮化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也不能拋開人口因素。在不同人口規模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遷移人口的規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根據世界銀行的相關數據，2009年中國、印度的城鎮化率分別僅為44%、30%，遠低于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75%的城鎮化平均水平。而中國、印度的城鎮人口分別高達5.86億人、3.6億人，遠遠多于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0.73億人的城鎮平均人口。由此可見，高城鎮化率不等于高城鎮化規模，低城鎮化率也不意味著低城鎮化規模。城鎮化率只反映了城鎮化水平的一個側面，并沒有揭示城鎮化中人口遷移的本質。
對于人口大國來說，盡管城鎮化率僅提高1個百分點，由此帶來的城鎮化規模卻并不少。以中國為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新增城鎮人口0.13億人，相當于整個柬埔寨的總人口。人口大國中大量人口在短時間內向城鎮集聚，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可能更加難以解決。
對于小規模的城鎮化，城鎮化水平越高，集聚在同一地理范圍的人口越多。并且，對于人口小國來說，城鎮化的集聚點往往十分有限，人口的小面積集聚必然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阿根廷、巴西等南美洲國家的環境污染很大程度上就歸結于較高的城鎮化水平。對于大規模的城鎮化，盡管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這些新增城鎮人口大多分布于廣闊的國土面積。這種人口的大面積集聚既有可能帶來嚴重的污染，如印度；也有可能保持較好的環境質量，如美國，這主要取決于城鎮化發展的階段。在城鎮化發展的初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引起環境質量的惡化；在城鎮化發展的后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逐漸釋放生態紅利，進而優化環境質量。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城鎮化問題不能完全借鑒發達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如我國這樣，正在經歷著如此規模大、范圍廣、速度快的城鎮化進程。作為人口大國，在大規模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通過有效的環境規制、創新的環境管理、先進的環境技術，提早實現城鎮化與環境污染拐點的到來。
其次是城鎮化內涵。城鎮化不僅包括人口的城鎮化，還包括產業的城鎮化。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的途徑是就業，這就需要產業的承載。城鎮化帶來的環境污染從表面看來是人口集聚帶來的生活污染，從本質看來還包括產業集聚帶來的生產污染，這便是城鎮化的內涵。
一方面，城鎮化帶來了產業集聚。由于工業的集聚，使得城鎮可以更加集中地處理污染排放，提高了城鎮中污染處理設施的使用效率，緩解了生產帶來的環境污染。
一些地區的產業集聚是以工業園區等形式實現的。然而，由于地方級工業園區吸納的企業多為中小企業，違規成本低，企業往往違法排污，結果導致工業園區嚴重的環境污染，給周邊群眾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工業園成為污染避風港的例子屢見不鮮。因此，城鎮化伴隨的產業集聚是否會帶來更多的環境污染并不是確定的，這取決于生產污染集中處理能力與效率的高低，取決于產業集聚方式的科學選擇與合理安排。
另一方面，城鎮化帶來了人口集聚。城鎮化改變的不僅是城鎮新增居民的居住地點，更加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進入城鎮后，人們對衣食住行的需求進一步膨脹，從而加速了建筑業的發展、機動車的增加，加劇了城鎮生活型空氣污染。此外，與農村相比，城鎮有許多高大的建筑，更加節約土地和能源，對生活垃圾的處理也更加集中和方便，降低了治污成本。同時，交通運輸是引起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隨著城鎮化發展，大多數人集中到城鎮生活，減少了因人口遷移帶來的運輸污染。因此，城鎮化伴隨的人口集聚是否會帶來更多污染也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生活污染集中處理能力與效率的高低，取決于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衣、食、住、行等產業的環保化程度。
城鎮化究竟惡化了環境質量，還是有利于改善環境質量，取決于生活污染和生產污染兩種作用效果的權衡，而生活污染與生產污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又是不確定的。這恰好證明，我們在城鎮化與環境質量的作用過程中，并不是束手無策的。提高生產污染與生活污染的集中處理能力與治理效率，加強對工業園區、科技園區、新區等產業集聚地的環境規劃，利用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帶來的集中排污、集中處理等環境保護紅利，避免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伴隨的污染集中、風險集中等環境保護弊端，就能夠實現城鎮化與環境質量改善的兼得。
第三是城鎮化模式。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一般經歷小城鎮發展階段、小城鎮人口向中大城市轉移的城市群發展階段、大城市人口向小城鎮遷移的逆城市化階段等3個階段。從城鎮化模式看，城鎮化發展既可以發展小城鎮，又可以發展大中城市及城市群。例如，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經處于第三階段，俄羅斯的城市化剛剛經歷小城鎮發展的第一階段，進入城市群發展的第二階段，韓國則一直以城市群發展為主。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城市化進程經歷了小城鎮發展—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性過渡。
以小城鎮為主的城鎮化模式，對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發揮了巨大作用。小城鎮迅速有效地將人口與產業集中到城鎮，一方面促進了城鎮化發展，另一方面利用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污染的集中處理。但小城鎮由于經濟規模小，人口相對較少，無法實現污染治理的規模經濟。如果小城鎮規劃布局不當，會給小城鎮的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
以大城市和城市群為主的城鎮化模式，由于規模經濟的原因，更易于控制和減少污染。然而，盡管城市群在治污成本方面存在規模經濟優勢，卻由于其人口與工業的高度集聚特點，出現了區域性、疊加性、擴散性的城市群環境問題，包括城市群水環境污染的集聚疊加效應、城市群的熱島群效應、城市群固體廢棄物的集聚擴散效應，以及城市群土壤污染的遷移擴散效應等。
我國已經進入城鎮化發展的快速道，選擇怎樣的城鎮化模式不僅關系到人們的生活質量，更關系到由于城鎮化模式選擇不當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盡管小城鎮與城市群兩種模式均并不必然導致環境污染，但對于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人口基數較大的中國而言，城市群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面的影響更大，發展城市群不僅有利于集中城市優勢資源發展經濟，還有利于降低規模治污成本，實現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城鎮化與環境質量并不是魚與熊掌，是可以兼得的，這需要確定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階段，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城鎮化規模，弄清不同地區的城鎮化內涵，選擇合適的城鎮化模式。做到著眼未來、規劃先行，立足生態、綠化產業，聯合治污、集中處理，就能夠實現城鎮化與環境質量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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