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拆解業綠色化
讓拆解業綠色化
正午的陽光炙烤著大地，老林卻沒有休息，他經常要幫客人拉的貨，是從各種舊電機、舊電腦、舊線路板上拆下來的各種可以再利用的舊物資。
他習慣開著他那輛小型貨車，在溫嶠鎮政府附近尋找生意。溫嶠鎮是一個拆解業相對集中的地區，就在周邊的一些村落里，比如桐山和橫路頭，就布滿了各種小型拆解場地和家庭作坊。
溫嶠鎮的固廢拆解業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近幾年來，該行業發展迅速，溫嶺市環保局污控科科長潘云暉告訴CBN記者，溫嶺市的拆解業，主要集中在澤國、新河、溫嶠三鎮，有定點拆解企業，也就是有資質進行第六類第七類垃圾拆解的企業，共7家，年拆解量為19.7萬噸。
此前，當地媒體報道說，溫嶠鎮共有25個村384戶村民從事拆解行業。不過潘云暉表示，對于家庭作坊式的拆解點到底有多少，很難搞得清楚。
長期存在固廢拆解現象，使得當地的環境嚴重惡化。《溫嶺日報》的報道稱，桐山村因為污染，那里的地下水和山泉水已不能飲用了。固體廢物拆解還帶來了露天亂焚燒，產生的有毒有害煙塵和氣體，也使得澤國鎮新秋村一棵百年老樟樹污染致死。
污染的問題，相當長時間以來都困擾著臺州的拆解業。但是對于臺州來講，今后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也缺少不了拆解業。
把垃圾做成事業
從1987年“出道”至今20多年的時間里，丁國培把垃圾回收做成了事業，他擔任總經理的臺州齊合天地金屬有限公司（下稱“齊合天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廢舊金屬回收企業，同時他也是臺州市資源綜合利用協會會長。
從當年的小作坊，到今天擁有3000多名員工的大公司，伴隨丁國培的拆解生涯的是整個臺州在固廢拆解業上的迅速崛起。
臺州的廢舊金屬綜合利用產業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原路橋峰江鎮（現峰江街道）為主，主要以拆解國內廢舊物資為主，他們把全國各地廠礦等部門、單位里報廢的舊機械、車床、汽車、電機等物資買回來拆解，有修好可再用的小機床、電機等，清洗、修理好供給當地民營小廠繼續使用；不可修理的，就整體拆解成鋼鐵、銅、鋁等金屬，供給當地民營工廠做原料。
這些廢金屬經拆解后匯集到市場，重新開始組合分配，比如一只舊變壓器解體后，機殼經焊接可造農用鐵殼船，散熱扁管拉圓后可做落地式電扇、木工鉆鋼管和防盜窗，矽鋼片是家用電器制品的材料，銅排用作沖制小商品，變壓器油改制潤滑油，大量的銅、鋁、鐵運送到冶煉廠回爐或經加工變成銅絲、鋁絲和其他產品。
1991年底，峰江已經擁有廢金屬銷售市場2個，個體拆解點200多個，從業者超過3000人，年拆解廢金屬材料10多萬噸，成交總額達到3.5億元。之后，峰江的廢金屬收購從國內延伸到國外，進口廢舊物資占到總拆解量的90%以上。
在拆解業興起的同時，臺州的工業也正面臨著原材料緊缺的困局。數據顯示，當時臺州工業每年大約需要鋼材12萬噸。而國家計劃配給的只有0.7萬噸，且計劃兌現率僅為30%到40%，為臺州所需的2.3%。市場需求推動著臺州固廢拆解業迅速發展。
此時，丁國培正在西北打工，直到1987年回來。回鄉后，丁國培就發現，他的老家已經是萬戶敲擊聲，每家每戶都在用錘子敲打破舊的機器，把機器拆開，把零部件一個個卸下，歸類，再賣掉。
在滿足了工業所需原材料的同時，拆解業在峰江也越做越大，并為臺州贏得了“中國再生金屬之都”的稱號。
廢品也有產業鏈
從臺州市路橋區出發，沿著104國道南行至峰江區域，就會看到公路兩旁為數眾多的廢舊拆解場和數個廢舊金屬市場。繼續一路向南，這種場面可以一直延伸到溫嶺市的澤國鎮。沿途房屋的墻上都寫滿了簡單的廣告：經營空壓機、變壓器、矽鋼片等，下面寫著聯系電話。不僅如此，稍微往104國道兩邊的村子里走一走，還能看到更多的拆解場地。
臺州市能源利用監測中心主任呂孟蘇告訴記者，臺州現有10萬余人從事廢金屬物資運輸、拆解、再生、利用、銷售。目前拆解業的銷售額已經占到了臺州工業總產值的8%~10%。
據臺州海關的有關數據，今年一季度臺州累計進口廢金屬60.1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9.2%。其中廢鋼進口量為48.3萬噸，同比增長93%，而以回收鋼為主的廢五金47.5萬噸，總比增長30.3倍，占同期臺州廢金屬進口總量的79%。不過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口廢銅11.2萬噸，廢鋁0.6萬噸，同比下降72.5%和32.8%。
呂孟蘇笑稱，如果沒有拆解業，臺州的經濟要倒退10年。沒有拆解業，臺州的海關可能也不存在了。“進口固廢原料的稅收超過10億元，占海關當年全部稅收的95%以上。”
不僅如此，固廢拆解業由于為當地提供了銅、鋁、不銹鋼等價廉物美的原材料，因此帶動了周邊地區包括電線、電纜、電機、水泵、摩托車配件、衛生潔具、閥門、裝潢五金等制造業和加工業的發展。使得當地形成了黃巖塑模、大溪泵業、玉環銅閥門等特色塊狀經濟繁榮的局面。
據了解，僅僅是齊合天地一家企業，自公司成立10年來，累計進口拆解加工利用廢舊金屬180多萬噸，獲得再生銅23萬噸，再生鋁17萬噸，廢鋼鐵135 萬噸，廢塑料2.3萬噸。僅年產再生銅一項（相當于國內大中型銅礦的產量），可以配套生產汽車2850萬輛，或卡車1330萬輛、空調3330萬臺、冰箱 6660萬臺。
“比如說玉環的低壓閥門，占了全國40%以上的市場，為什么浙江省的一個邊遠小縣，會有這樣的競爭力？因為他們低壓閥門所使用的銅，90%以上來自于廢銅。”丁國培說。
確實，沒有臺州拆解回收業大量廉價的資源供應，就不可能有臺州制造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臺州企業就難以在短期內完成產業發展的原始積累，也就很難形成以諸多知名品牌為代表的產業群。
在臺州，很容易看到拆解場地和工業企業比肩而立的場面，這種幾乎門對門的生存狀態，無疑很好地解釋了臺州制造，乃至浙江制造崛起的秘密。
“不平衡”的污染
不過，在路橋區委黨校的陳愛金看來，這里呈現了一種“不平衡”：一面是擁有過硬的資質、先進的工藝，處理的是經環保部審批的進口固體廢物的節能、環保的現代化拆解企業。另一面是靠手工操作、設備簡陋對環境造成難以逆轉污染的最原始的“窩棚式”作坊，“家家拆解、戶戶冒煙”的散落格局隨處可見。
這種“不平衡”也造成了“兩重性”：在給當地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財政收入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成為一顆難以切除的“毒瘤”。
對于此前的狀況，有這樣的描述：峰江街道一帶，農民房前屋后，道路兩側，到處堆滿拆解下來的舊設備，當地人隨地拆解，滿地油污四處橫流，而油污滲漏，嚴重污染了地表水，危害了人畜健康；電機的漆包線若不把塑料外皮燒掉拆不出來，這東西燒起來黑煙滾滾，遮天蔽日，臭氣熏天，104國道常常籠罩在濃煙中，客車過去，白天有時都得開大燈，而乘客則無不掩鼻而過。
2007年2月浙江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發表了一篇《電子廢棄物拆解業對周邊土壤環境的影響》的論文，選取臺州市路橋區下谷岙村為研究區域，對拆解場外土壤的污染狀況進行了野外調查和實驗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拆解業周圍的土壤受到了 Cu、Zn、Pb、As、Cr、Mn、Ni等重金屬元素的污染，其中受Cu、Pb污染最為嚴重，Cu含量高出國家標準近4倍，Pb含量高出國家標準近2 倍。
正是因為污染，呂孟蘇告訴記者，在2002、2003、2004年市里面對于要不要發展拆解業是有過爭議的，“不過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漸統一了。”呂孟蘇說。
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契機，是丁國培在2005年12月20日全國建設節約型社會展覽會期間，作為再生資源綜合利用行業的唯一代表，向參加會議的領導詳細匯報了再生金屬產業的發展狀況并得到了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
呂孟蘇稱，此事對臺州四套班子領導都產生了觸動。也就是在2005年，他開始“受命”起草《臺州市固廢金屬拆解回收與再生利用產業發展規劃（2007-2012）》，該項規劃于2007年通過。
綠色拆解
不過，不能不說，正是齊合天地這樣的公司，為拆解業贏得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位于路橋峰江金屬再生園區的齊合天地，似乎和人們一貫理解的拆解企業不同。20萬平方米的廠區被分成了辦公區和作業區，辦公區部分的綠樹和花園，無法讓初次到這里的人將之和拆解業聯系起來。
進入作業區，便能看到堆積如山的各類廢舊金屬，除了不絕于耳的錘子叮叮當當作響，還有各種設備的響聲，也還是顯得不那么嘈雜和臟亂。
為了環保，丁國培稱，公司10年時間共投入1.8億元，如此巨大的投入對于小企業或者小作坊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對于拆解業來說，只有規模經營才能加大投入，實現對二次污染的控制。“我是經過了多年的發展，完成了原始積累，投入是要錢的，當然，更要有環保意識，要舍得花錢。”
而在從事拆解業初期，丁國培稱，為了拿到漆包線里的銅，他也采取過焚燒的辦法，把漆包線燒掉。但是因為這種線里，塑料和銅的比例是45：55，因此焚燒的做法也帶來了巨大的浪費。
丁國培告訴記者，目前公司廠區采取了雨污分離裝置，雨水收集利用、污水經隔油沉淀處理后循環使用，實行地面硬化防止污水滲漏地下；對金屬熔煉過程中廢氣排放、粉塵回收系統進行了全面技術改造，達到工業廢氣排放一類標準；對于拆解流程中需要熱處理的工藝環節，公司投入800多萬資金對焚燒處理設備進行升級改造，先后淘汰更新了四代焚燒爐，最新投入使用具有二次燃燒系統和水浴凈化除塵裝置的第五代環保焚燒爐，同時使用液化氣清潔能源，減少SO2的產生；拆解回收過程中無法被回收利用的固體廢渣收集后交由環保部門進行統一無害化處理，有效減少了“三廢”的產生和排放。
與此同時，公司在再生銅材、鋁合金錠生產線和新型焚燒爐中運用了尾氣余熱回收技術，每年可降低燃料油和液化氣消耗15%；并在金屬熔煉過程中使用風機變頻自動監控技術，每年可節電50萬度。
為了更好地在環保的前提下發展拆解業，呂孟蘇告訴記者，臺州又在規劃一個新的占地6000畝的園區，準備把所有的定點企業和相關企業都納入其中。這也是臺州建設的第三個拆解基地。
1999年，原峰江鎮最早提出對拆解業實行“基地化”管理的思路，在安溶村建立了第一個拆解基地，占地100畝，總投資3000多萬元，有10家企業入駐。此后又規劃建設了占地1600畝、總投資6．2億元的臺州路橋峰江金屬再生園區。目前該園區吸引了35個環保部定點處理第六類、第七類垃圾的企業。
呂孟蘇告訴記者，目前由于峰江人口密集，且產業發行站規模越來越大，加上有污染環境的存在，所以考慮梯度向沿海灘涂轉移，在濱海工業城建設一個總規模 6000畝土地的園區，形成全國最大的固廢金屬循環基地。按照規劃，包括椒江、溫嶺的固廢拆解企業都要轉移到基地來，以實現集中管理。
“在這里，我們還規劃一個年吞吐量600萬噸的專用碼頭。”呂孟蘇稱，今后進口固廢金屬的船將全部停靠在新的基地，同時對基地實行封閉化管理，不允許任何進口的固廢金屬運出園區，以免流入非定點企業或者個體。
作坊是難題
但是，很顯然，并不是臺州目前從事拆解業的所有企業都要遷到基地，那些大量散落在農村的家庭作坊更無法被容納進來。
那么，這些個體戶或者家庭作坊的命運會如何？在采訪中，不少人對記者表示，由于不少群眾是完全以拆解為生，所以目前徹底清除并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這個行業也一樣，有人吃肉，有人啃骨頭，有人喝湯，有些群眾其實只是賺一個辛苦錢。”潘云暉說。
除此之外，廢棄物的來源廣泛，源頭難以控制；同時市場需求大，大量提供廉價原材料的拆解回收行業已成為制造業不可或缺的產業鏈，也是導致個體戶難以消除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不少個體戶或者家庭作坊的拆解原材料就來自于定點企業，一些定點企業的小角料或者用不完的原材料，就轉手賣給了其他沒有資質的企業或者個體戶，由于后者沒有相應的資質和技術加以分解，所以往往導致嚴重的污染問題。
不僅是進口固廢，國內通過各種散亂的回收體系回收的大量廢舊物資，也多數到了那些個體拆解戶手里。
丁國培介紹說，以一臺21英寸電視機為例，如果要達到環境處理好、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目標，可能一臺電視機就只值25元錢。“最終要達到的程度，是要把顯像管玻璃中含的鉛回收過來，把玻璃做成反光材料，然后把銅、塑料回收。加工的要求很高，我們也有這方面的技術，但是現在農民的作坊，他們可以以50元錢的價格回收電視機，他們會把銅、塑料賣掉，因為達不到回收玻璃中的鉛的水平，就直接把玻璃挖坑埋掉了，或者作為生活垃圾進入垃圾填埋場。作為個人，你是愿意賣25元還是50元？”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在2006年的一份《溫嶺市固廢拆解（小冶煉）整治工作情況匯報》中，有關方面稱，對于這些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很難達到徹底清除的效果。
除了直接從事拆解業，一些村民也會把老房子和田地出租給拆解戶，有些村的集體經濟也依賴于此。如果清理掉這些拆解業，有些村集體經濟一下子斷了“財路”，像路邊村就“損失”四五十萬元。還有，在不少村莊，許多村干部自己也參與拆解，有的因此年收入10多萬元。這些，也都是徹底清除小規模固廢拆解的阻力。
潘云暉表示，雖然終極目標是要清除這些小的家庭作坊，但目前還只能是相對集中。大的企業進入園區，村子里的就由村里規劃一片地方，進行硬化，讓大家集中到這片地方上來拆解。“在堵的同時還要有疏導，疏堵結合來整治固廢拆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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