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乙烯雌酚(DES)綜合征被發現，其元兇就是合成類環境雌激素。

上世紀80年代，在英國的沙布塔河有5％的雄性鯉魚發生了雌雄同體的現象。

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和五大湖，發現爬行類和魚類動物的雌性化、生殖器怪異的鱷魚等動物繁殖力異常的現象。

1996年美國西奧·科爾伯恩（TheoColborn）等人合著的《我們被盜竊的未來》（OurStolenFuture）一書問世，“環境內分泌干擾物”（EDCs）由此成為更多學者關注的焦點。

“近幾十年來，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污染以及帶來的生態效應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而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正處于起步階段。”在第29屆國際二惡英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有機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冉勇向《科學時報》記者介紹了他們在該領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進展，為珠江三角洲河流敲響了“環境荷爾蒙”的警鐘。

“環境荷爾蒙”的破壞力

在正常情況下，人和其他生物能根據自身各個生長階段的需要合成各種代謝調節物質，即內分泌激素。正是由于內分泌激素的作用，自然界的生物才得以進行正常的新陳代謝、世代相傳。然而，近年來人類不斷發現一些存在于生物機體之外的、具有與人和生物內分泌激素作用類似的物質，有時能引起生物內分泌紊亂，這些物質就是“內分泌干擾物”，又稱“環境荷爾蒙”、“環境激素”等。

據冉勇介紹，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家畜和野生物種暴露于EDCs后，將遭受不利的健康影響，主要表現為：性激素分泌量及活性下降、精子數量減少、生殖器官異常、癌癥發病率增加、不育癥、性別比例失調、女性青春期提前、胎兒及哺乳期嬰兒疾患、免疫功能下降、智商降低等。內分泌干擾物的污染已威脅到野生生物和人類的健康生存和持續繁衍。他表示，目前已發現，烷基酚(APs)、雙酚A(BPA)等許多種類環境污染物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雌激素活性或抗激素活性。

據了解，早在上世紀70年代，研究者就已經開始關注環境中外源性物質的雌激素效應，進入90年代初，這種關注變得越發普遍和深切。《我們被盜竊的未來》一書一問世，就引起了很大反響，進一步促進了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地區和國家對環境污染物引發的內分泌干擾問題的重視和研究。

1991年以來，英、美、日等國先后召開了有關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科學研討會。近年來，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都在積極采取行動，如美國環保署已將內分泌干擾物列為高度優先研究和控制的污染物，并于1999年開始實施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行動計劃，組織篩選環境中具有雌激素活性或能阻斷雌激素活性的化學物質；英國環保部將內分泌干擾類物質的生產和排放加以控制，如禁止壬基酚、聚氧乙烯醚類表面活性劑的使用等，并于2000年實施內分泌干擾物的研究行動計劃；日本環境廳1998年公布了環境內分泌干擾物戰略計劃，歐洲環境毒理和化學學會（SETAC）1998年年會將內分泌干擾物定為大會的重要主題，環境內分泌干擾物迅速成為國際研究的新熱點。

珠江已成高風險區

冉勇告訴記者，環境內分泌干擾物主要經過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進入水體環境。由于具有疏水親脂的特性，EDCs傾向于吸附在溶解相的有機質中，隨水流遷移，同時也易于附著在懸浮顆粒物上，最終沉降到水底沉積物中，或被水生生物吸收而富集在體內，并有可能通過食物鏈傳遞最終危害人體健康。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主要經過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進入水體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近十幾年來，工農業的迅猛發展和人口爆炸式的增長，大量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經有效處理直接排放，導致珠江三角洲的水環境污染日益惡化，其中珠江廣州河段和東江東莞河段已成為毒害性有機污染物的高風險區。“因此，對珠江三角洲河流中典型內分泌干擾物的污染狀況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冉勇說。

從2006年開始，冉勇和他的學生們就開始從珠江的不同河段采集樣品。分析顯示，在珠江三角洲河流中，珠江廣州河段的EDCs污染最為嚴重，東江東莞河段次之，北江和西江的污染水平最低。EDCs的空間分布與沿岸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有關，其含量總體呈現出沿河口方向逐漸降低的趨勢。對此，冉勇的解釋是，“河口水量大，起到了稀釋的作用”。

與國內外其他河流相比，珠江三角洲河流表層水中的烷基酚、雙酚A的濃度普遍高于國內外河流，而天然雌激素的濃度較低，處于中下濃度水平。此外，表層沉積物中烷基酚和雙酚A的含量也落入國外報道的含量范圍的高值區域，雌酮(E1)和雌二醇(E2)的含量與國外報道的數據接近，表明珠江三角洲河流已受到酚類雌激素的嚴重污染。

全球海洋污染的重要來源

“徑流輸入有機污染是海洋污染的一個重要途徑。”冉勇告訴記者，為此，他和學生們估算了典型內分泌干擾物在珠江八大入海口門的入海通量以及珠江三角洲局部河流中的通量及儲量。

結果表明，與國內外研究過的河流相比，珠江廣州河段是除長江重慶段外烷基酚通量最大的河段，與東江東莞河段烷基酚通量之和以及雙酚A通量之和分別占了珠江三角洲河流總通量的72%和57.4%。

據冉勇介紹，長江因其巨大的徑流量而成為烷基酚通量最大的河流，珠江次之，歐洲的Elbe河最低。珠江三角洲河流水體中大約儲存有34.9噸和3.3噸的烷基酚和雙酚A，其中廣州、東莞兩地占了50%以上；大約有100.5噸烷基酚和2.42噸雙酚A儲存在珠江三角河流沉積物表層5cm中，其中大部分烷基酚儲存于珠江廣州河段；近海表層5cm的沉積物中，烷基酚儲量為329.1噸。

據冉勇課題組估計，每年大約有346.4噸烷基酚和50.4噸雙酚A輸入到珠江三角洲河流，其中5.8%和1%的烷基酚和雙酚A沉積進入河底沉積物，其余經八大入海口門輸入到伶仃洋及南海北部。

“我們利用質量平衡模型估算出每年有大約114.4噸烷基酚從珠江三角洲近海流向其他海域，占全球海洋總量的0.22%，這說明珠江三角洲有機污染物的徑流輸出已成為全球海洋烷基酚污染的一個重要來源。”冉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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