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低碳經濟正在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的增長點和各國競爭的焦點，我國必須積極研究對策，努力占領低碳發展的先機和制高點。本文作者就如何應對低碳時代的到來，做了詳盡的策略分析，并提出了加速構建環境稅制體系，加速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等措施。本版今日特刊出其文，以饗讀者。

不久前召開的哥本哈根大會，其未解決的難題將向后推延。作為此次氣候變化大會的唯一談判成果，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是在各締約方激烈博弈、相互妥協的基礎上艱難達成的。盡管此次大會談判過程漫長、成果有限，但國際社會在此期間對于氣候變化的關注度達到了頂點:各國經濟之間的較量凸顯，低碳時代已經到來，而且這是整個國際社會今后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哥本哈根大會不是終點，而是世界各國在低碳時代競爭的起點。

低碳時代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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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低碳經濟正在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的增長點和各國競爭的焦點。不管將面臨何種困難和風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球性的低碳時代已經開始了。我國必須積極研究對策，努力占領低碳發展的先機和制高點。

盡管低碳經濟是一個由發達國家首先倡導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但在發達國家的大力推銷下，作為一項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選擇，低碳發展模式正在逐漸被整個國際社會所接受。

低碳發展不只是一句話，而是一條需要大量資金、高新技術為支撐的發展道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低碳經濟面臨多重嚴峻挑戰。而對擁有較高技術水平的發達國家而言，則意味著諸多商機。如歐盟、日本和美國，就可以借此機會出售相關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高新能源技術。當前，低碳經濟正在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的增長點和各國競爭的焦點。發達國家在支持本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正用新一輪的國際規則，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如通過設置技術壁壘以及主導國際節能環保標準的制定，迫使發展中國家以高昂代價進口其技術設備。不管將面臨何種困難和風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球性的低碳時代已經開始了。我國必須積極研究對策，努力占領低碳發展的先機和制高點。

中國政府于2009年11月26日提出“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水平上減少40％～45％”的減排目標，這標志著中國的低碳發展道路正式鋪開。低碳發展不再是一種設想，它意味著在未來10年內要完成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而且，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開征碳稅與碳關稅將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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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的課征將直接導致終端用戶燃料使用成本的上升，替代能源供應行業會因為產品需求上升而從中受益，天然氣行業也在受益之列。碳關稅目前并未真正實施，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中包含碳關稅相關條款，如果其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對包括中國在內，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將是一場超級颶風。

所謂碳稅，是根據產品加工過程中碳排放量的多少課征的一種稅目。碳稅在現實操作中常常表現為一種能源稅，碳稅的課征將直接導致終端用戶燃料使用成本的上升。目前，世界上已有丹麥、芬蘭、荷蘭、挪威和瑞典5個北歐國家實施了碳稅政策，而法國也準備步其后塵，從2010年起開征碳稅。

從長期來看，實施碳稅會使很多上游企業把碳稅轉嫁給下游企業或者消費者，但短期內煤礦、石油公司以及燃煤電廠等能源行業會蒙受較大的利潤損失。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替代能源供應行業會因為產品需求上升而從中受益，因為其碳生產率要比煤炭高很多。

所謂碳關稅，是指對來自碳排放較高國家的進口產品課征懲罰性關稅，前提是一國生產的產品達不到進口國在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方面設定的標準。

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碳關稅目前并未真正實施。作為國內稅種，法國總統薩科齊在2009年單方面宣布，將從2010年開始對那些在環境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35美元/噸碳的關稅，以后逐年增加。于2009年6月26日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目前正在參議院辯論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也包含碳關稅相關條款。根據規定，如果美國沒有加入相關國際多邊協議，自2020年起，美國總統將被授權對來自未采取措施減排溫室氣體國家的鋼鐵、水泥、玻璃、紙張等高污染產品采取“邊境調節”措施。可以想象，如果這一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對包括中國在內，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將是一場超級颶風。按照國內學者的計算，如果美國征收60美元/噸碳的關稅，中國對美出口的下降幅度為2.6％，高含碳產業的產出平均降幅為3％~6％。

反對以碳關稅為名設置綠色貿易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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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碳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顯然已成為某些發達國家威脅發展中國家接受量化減排與減排核查的談判武器。對于發達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行為，與會的中國代表進行了堅決抵制。我國應密切注意美國利用氣候變化的名義，實施單邊綠色保護主義，并且積極研究對策。

在本次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之前，碳關稅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爭議話題。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而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碳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顯然已成為某些發達國家威脅發展中國家接受量化減排與減排核查的談判武器。

對于發達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行為，與會的中國代表進行了堅決抵制。一旦歐、美等國家聯合對中國征收碳關稅，“中國制造”將會進一步喪失其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出口額將會受到影響。盡管本次峰會并未通過任何與碳關稅有關的協議，但相關專家還是認為，堅決抵制碳關稅仍將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主要任務。

美國提出征收碳關稅，意圖改變自己過去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消極做法造成的國際形象，同時也會以此為由要求我國及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對外承諾減排量，削弱這些國家制造業的出口競爭力，遏制新興國家崛起。因此，我國應密切注意美國利用氣候變化的名義，實施單邊綠色保護主義，并且積極研究對策。

我國應對低碳時代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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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應考慮制定碳稅，以應對碳關稅；加速構建環境稅制體系；加速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產業發展；設立碳基金，鼓勵低碳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積極參與國際上碳相關規則的討論和制定。

我們反對發達國家利用碳關稅遏制發展中國家發展，但是空喊口號不行，必須制定一系列對策，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向低碳時代邁進。

一是考慮制定碳稅，應對碳關稅。對于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提出的碳關稅或其他邊界碳調整措施，我國應該早做準備，及時應對。如我國可以通過自己征收碳稅的辦法來應對。在目前情況下，中國不征收碳稅美國可能也要征收碳稅，美國征收碳稅不但會影響中國的出口，而且這部分資金還會被美國收走支配，但如果中國自己征收碳稅，就可以把這部分資金用于節能減排。同時，如果我們自己征收了碳稅，對方要再實行碳關稅就變成了雙重征稅。現在WTO已經認定，碳關稅是合法的、符合WTO原則的，而雙重征稅是違反WTO協議的。這一方法可以降低美國法案通過的可能性。

中國征收碳稅要針對全部產品，碳成本的提高會導致國內產品價格的提高，這對于一時的經濟增長可能會造成損失，但是有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有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并且，如果我國實施碳稅，在經濟總體增長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生產成本增加，就業增長不一定會受到很大損失。為此，我國可以借鑒歐洲很多國家的做法，一方面征收碳稅，另一方面降低企業所得稅和企業支付勞保的費率，這樣企業的綜合成本并沒有提高，而且更加偏向污染減排的方向。

財政部政策研究所已經對征收碳稅進行了研究，研究認為，開征碳稅是完善環境稅制的需要。雖然我國目前也存在著一些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稅種，如資源稅、消費稅等，但目前尚缺乏獨立的環境稅種，符合市場經濟的環境稅收制度尚未建立起來。通過開征碳稅，還能夠實現整個稅制結構的完善和優化，這對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在完成資源稅改革后的1~3年內，我國有必要擇機開征碳稅。

美國碳關稅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制造壓力，但其真正實施要到2020年。當前，優化資源能源結構，倡導低碳消費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已成為不可動搖的國際大趨勢。從現在到2020年這個階段恰好是我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因此，我國要順應國際潮流，以碳關稅為契機，加速轉變長期以來沿襲的以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進低碳產業發展，促進我國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這也是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搶占政治、經濟、環境外交全方位制高點，變被動為主動的重要步驟和措施。

工業節能減排的戰線將從脫硫、脫硝擴展到減碳，減碳將成為今后重化工業節能減排的重點之一。以英國電力企業為例，目前一個新投產的煤電企業25％的產能必須安裝減碳設備。如果借鑒其經驗，一方面，對已經因脫硫、脫硝帶來成本增加的中國電力企業而言，雖然也許會有一定的經濟負擔；但另一方面，必將催生一個以減碳為核心內容的龐大產業鏈，為新興環保企業的發展帶來商機。

二是加速構建環境稅制體系。碳稅或許只是我國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第一步。我國應建立一套以碳稅、燃油稅等稅種為核心的環境稅制，設立直接針對碳排放征收的稅種，加大稅收對于二氧化碳減排的調控力度。

根據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其碳關稅主要針對高碳排放的進口產品，或稱能源密集型產品。屆時，像鋼鐵、焦炭、金屬冶煉加工制品等輸美產品可能面臨美方的高額進口關稅。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在給國外提供了大量廉價產品的同時，把大量污染留在了國內。廉價產品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產品價值中沒有包含足夠的資源環境成本，其結果往往是我國出口產品成為國際貿易壁壘的眾矢之的。

扭轉這種局面的重要途徑就在于，一方面，要通過實施國內宏觀調控政策，減少和限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對鋼鐵、焦炭、電解鋁等能源密集型產品以及我國重要戰略性資源產品繼續征收高額出口關稅，同時大力促進高新產業和服務業對外貿易，鼓勵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資，這將有助于規避國外開征碳關稅對我國企業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加快開征國內環境稅，對“兩高一資”項目和高碳排放產品加征資源環境稅，把外國想征收的稅費先由國內征收，稅收資金可用于國內資源的補償、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污染減排。

三是加速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來自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的信息顯示，我國最近幾年新建的大型重化工業項目的經濟技術指標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但是在國民經濟中，重化工業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比重偏低，因此全力發展第三產業勢在必行。

由于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在一些地區存在，當前部分行業仍存在一些工藝和裝備落后、資源利用率低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難以及時關停并轉，致使部分地區仍存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突出的問題。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為此，改革環境保護的相關機制與體制需要提上議事日程。

四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產業發展。在宏觀政策層面，以風電、太陽能發電為代表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將在今后幾年得到大發展，以逐步減少甚至部分替代化石能源發電。惟有如此，才能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意味著煤炭發電項目今后將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弱化，國家投資的方向、政策支持的力度將明顯偏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

五是設立碳基金，鼓勵低碳技術的研究和開發。要設立碳基金，碳基金的資金主要用于投資方面，一是促進低碳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二是加快技術商業化。我國碳基金模式應以政府投資為主，多渠道籌集資金，按企業模式運作。碳基金公司通過多種方式找出碳中和技術，評估其減排潛力和技術成熟度，鼓勵技術創新，開拓和培育低碳技術市場，以長期促進減排。低碳技術包括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碳捕獲與封存等領域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必須強化自主創新能力，鼓勵企業開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整合市場現有的低碳技術，加以迅速推廣和應用。

六是積極參與國際上碳相關規則的討論和制定。目前，國際上對低碳、高碳產品的界定并無明確定義和標準，但隨著氣候變化談判的不斷深入以及各國履行減排義務，有關低碳產品、低碳技術認定等諸如此類的國際規則、標準等將逐步成熟，并對各國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我國要推進這方面相關工作，參與國際規則的討論和制定，爭取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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