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對水質標準的認知，不是用數據來了解的，而是通過可飲用、可游泳來判斷，更應以領導干部以身試水來檢驗。”浙江“可游泳河段”申報活動日前啟動，在6月26日舉行的申報活動的視頻會議上，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臨生表示。(6月29日 《新京報》)

 在政府部門的工作說明中，還沒有一條是要求領導干部要下河“試水”的。不過浙江要求領導干部要下河游泳給群眾看，在確認為可游泳的河段里，全省各級人大常委會將組織進行橫渡或暢游活動。

 有意思地是這個新聞中的主角是浙江人大。作為立法和監督機構，人大有權力和義務對政府部門，尤其是環保部門的作為來一次驗證。而在浙江人大看來，群眾反映強烈的河流污染事件，將成為“試金石”之一。

 在過去的2013年中，下河洗澡已經從網絡熱詞上升為地域性檢驗環保標準的“試紙”之一。浙江作為該詞的發源地，顯然更被賦予了“先走一步”的使命。不管是趕鴨子上架，還是上層和基層意志的交匯，這其中領導干部的壓力應該是不小。

 民眾之關切，媒體之聚焦，再有頂層之所望，下河洗澡的命題信息量頗為巨大。浙江在投入人力物力之后，也到了曬成績的時候。“要跳進河游給群眾看”，前提是領導干部管轄的地域中要有可游泳的河段。在圍觀氛圍已經做足的情況下，各級領導干部也是要“是騾子是馬，都要拿出來溜溜”。

 現在已經不以GDP論英雄。同時，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由此可以看出，環境問題往往直接或者間接關乎到官員的政治生命。生態文明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這些都可以成為官員的“緊箍咒”。另外，誰在環保領域有所作為或者是有所懈怠，很容易在“能不能下河洗澡”的問題上直觀體現出來。排名靠后了，成績難堪了，官員的臉是很難掛住的。

 當然，我們更愿意官員在政績、面子等老舊思維體系之上出發，把真正為民謀福祉來當成自己的“趕考行”，把民眾之重大關切當成自己的政治生命來對待，這才是執政黨一直的初衷。把真正的功課做好了，那環保局長下河游泳，還有像交通局長體驗沒有空調的公交車，藥管局長“微服私訪”體驗看病難的新聞事件，也就會顯得很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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