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霧霾頻頻上演的倒逼下，煤電超低排放政策猶如雨后春筍，節節高，對燃煤機組進行超低排放改造將成為當前節能減排、建設清潔煤電的“高性價比”選擇，與此同時，面對超低排放升級改造大潮的到來，還需避免環境效益差、經濟代價大、能源消耗多、帶來二次污染的超低排放改造。因此，有專家認為煤電超低排放應理性“低調”推進。
      超低排放是為減少燃煤電廠常規大氣污染物排放、有效改善環境質量，比排放標準中對一般情況下的污染物排放限值更嚴要求下的污染治理后排放的簡稱。去年以來，涉及火電企業“超低排放”的政策便逐次落地。7月，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開始執行，9月《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由三部委聯合印發，要求全國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低于300克標準煤／千瓦時；東部地區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大氣污染物排放濃度基本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中部地區新建機組原則上接近或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鼓勵西部地區新建機組接近或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
      相比較而言，對燃煤機組進行超低排放改造在經濟上是劃算的，這也是目前燃煤發電清潔化的“高性價比”選擇。盡管如此，排放標準的提升也直接意味著改造成本、減排成本的增加，再加上不久前開始執行的上網電價下調，進一步削減了煤電企業的利潤空間，給煤電企業的經營增加了多方的壓力。業內人士分析指出，要想有效推動超低排放，對于改造成本的補償仍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除了在現有的脫硫、脫硝、除塵電價基礎上進一步對超低排放進行補貼之外，還可以借鑒碳排放權市場的經驗，培育排污權市場，用市場的途徑補償超低排放成本，以及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對超低排放的融資支持等。
       面對煤電超低排放的熱潮襲來，專家們提醒業界要理性看待，不能將追求超低排放簡單化，而應當立足于長期穩定的達到現有排放限值或設計值，在兼顧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前提下推進超低排放。目前所提及的“超低減排”主要限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粉塵等3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而二氧化碳、汞、廢水和其他固體廢物等并不在考察之列；另一方面，受到技術發展制約，目前主要靠增加設備裕度、增加設備數量等來提高脫除效率，無形中會在去除污染物、降低排放量的同時也增加能耗。因而，以更高層次上的節能減排視野來看，上述超低排放改造的外部成本也不容忽視。大面積、爆發式的煤電超低排放不科學，存在對環境質量的改善微小、從全社會角度講邊際成本過高、付出的系統性間接成本大等問題。應因地制宜、因技術經濟條件支撐和當地電力供需情況，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目標，穩妥有序推進大氣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避免環境效益差、經濟代價大、能源消耗多、帶來二次污染的超低排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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