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稈焚燒致中國重霾加重 該怪罪農民嗎?
就在10月15到17日,中國華北、華東、華中地區經歷了入秋以來的第一場大范圍霧霾。每到這個時候就是一場全國性的焚燒秸稈打擊戰。
中國環境保護部10月18日通報,10月5日至17日期間,全國有20省(區)被監測到疑似秸稈焚燒火點共862個,比2014年同期增加54個,增幅為6.68%。
焚燒秸稈已成眾矢之的,各級政府甚至派出作人員到田間蹲守,目標就是“不著一把火,不冒一股煙”。農民也為此背負罵名。
焚燒秸稈真的會導致霧霾嗎?農民是罪魁禍首嗎,在政府禁燒秸稈第16個年頭的今天,為什么農民還在堅持焚燒?
一、焚燒秸稈致霾但不是霧霾主因
中國每年的各類秸稈總產量大約在7億噸上下,幾乎占世界秸稈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20%的秸稈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在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和大城市郊區,由于燃料結構改變和化肥的廣泛使用,秸稈剩余量甚至高達70%-80%,這些秸稈最后大多被焚燒。
制作于2015年10月18日的全國秸稈焚燒衛星遙感監測圖。
遙感監測統計分析表明,華北平原、華中華東北部是秸稈焚燒的集中區域。在夏、秋糧食收獲期間,秸稈焚燒頻繁,會產生大量的CO2、CO、氮氧化物、苯以及多環芳烴等有害氣體,遇到無風、逆溫等對大氣擴散不利的天氣,不僅造成環境空氣質量短時間嚴重惡化,還對人體健康、交通運輸等多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1、秸稈焚燒可短期致霾
住在北京的居民應該還記得去年此時的4次重大霧霾。2014年國慶黃金周剛剛結束,北京就進入連續4天的霧霾。據《中國環境科學》雜志,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分析發現,在重污染的初期,大氣中C1-和K+出現明顯的增長。C1-和K+是生物質燃燒(焚燒秸稈就是一種生物質燃燒)的示蹤離子,再結合秋季北方地區特殊的污染源排放特點,可發現秸稈燃燒是導致本次重污染的因素之一。
根據MODIS衛星反演的10月7至11日的中國中東部地區火點分布情況,可以看出,在這期間河北、山東以及河南等地的秸稈焚燒現象都很嚴重,氣團經過移動,將上述地區的污染物擴散至北京區域。
北京市環保局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協調處處長李立新曾提供一個數據,大范圍秸稈焚燒可使北京地區的PM2.5在幾小時內由110微克/立方米飆升到460微克/立方米。
2、霧霾成因復雜,須具體分析
就2014年10月上旬的重度霧霾來說,北京市機動車的污染物排放加重和維持了重污染過程。研究人員綜合分析得出結論,區域傳輸是導致本次重污染的誘因,其中秸稈焚燒是影響因素之一,隨后區域傳輸和本地污染物排放共同維持并加重了重污染過程。
霧霾產生不僅需要顆粒物和粒子來源,還需要大氣層條件達標以利于累計,濕度條件滿足標準以劃分具體是霧還是霾。因此,焚燒秸稈是霧霾產生的源頭。分析其是否是霧霾的決定性要素則要具體分析:若大氣層結條件適合,又沒有其他顆粒物和粒子來源,那可以說燒秸稈是決定性要素。其它情況下則未必為決定性要素。
3、全年來看,焚燒秸稈不足機動車尾氣致霾的1/5
據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及多個研究機構的共同研究結果,北京PM2.5中大多是直徑小于1微米(也稱為PM1)的粒子。PM1的最大組分為有機碳氣溶膠,約占40%;排在第二的組分是硫酸鹽氣溶膠,占16%,主要來自燃煤;而第三大組分為硝酸鹽氣溶膠,約占13%。這些物質有的來自機動車燃油,也有燃煤的影響。城市居民活動和城郊農業排放的氨氣,也很容易形成更多的硫酸鹽和硝酸鹽。
根據以上研究機構的數據,在北京市的PM1中,機動車尾氣排放的貢獻量約23%,大致為PM1總量的五分之一,而秸稈燃燒只有4%。
可以發現,在全年的霧霾來源中,機動車尾氣還是首要因素,焚燒秸稈不及其1/5。
二、治理之困:綜合利用不如一燒了之劃算
人類燒秸稈的歷史十分悠久。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焚燒秸稈才逐漸成為環境問題。
1、秸稈失去經濟價值,直接燒掉省事
隨著農村生活水平提高,秸稈的傳統炊事用途逐漸失去市場,收集秸稈也不再有經濟價值,省事的方法就是直接燒掉。
有經驗的農民們認為,焚燒秸稈不僅省事,焚燒產生的高溫還能殺蟲殺菌,秸稈焚燒后還能形成草木灰,可部分替代化肥。但這樣的好處不過是農民們的一廂情愿。
焚燒后,秸稈原本含有的氮、磷、硫等元素大部分轉化成顆粒或者揮發性物質進入大氣,只留下一些磷素和鉀素,而磷素呈不溶解狀態,難被作物吸收,這樣導致營養元素損失嚴重。
秸稈焚燒會使地面溫度急劇升高,直接燒死、燙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使土壤的自然肥力和保水性能大大下降,上壤水分損失65%~80%,板結不耐旱,影響作物對土壤養分的充分吸收,降低農業收益。
2、政府的秸稈處理方案對農民來說并不劃算
20世紀90年代,全國出臺法規禁燒秸稈。但是,當時霧霾天氣并不嚴重,也并非因為要治理霧霾才禁燒秸稈,只是秸稈作為一種重要的農業資源,有很大的利用價值。
自1999年,農業部開始重點推廣秸稈機械化還田技術、秸稈快速腐熟技術及秸稈養畜過腹還田技術和秸稈氣化集中供氣技術等,為秸稈綜合利用尋找出路。隨著技術的發展,國家也搭理推廣秸稈的能源化。
目前,中國處理秸稈的方式有“五化”,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盡管如此,每年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秸稈沒有被有效利用起來。原因在于,對于農民來講,其他的秸稈處理方法都不劃算。
比如說秸稈還田的推廣受限制比較多。秸稈還田,需要多加兩道程序,一是把秸稈粉碎,二是要把土地深耕,將秸稈埋在地下,而目前農民普遍采用的是淺耕,因為深耕的費用要高一些。粉碎一遍按30元,粉碎兩遍按50元的話,這就多出來50元,如果再深翻一次,40元到50元的話,這兩道程序下來也就是100塊錢。但對于秸稈還田,政府將給予的補貼只是每畝10到20元。
而農民購買秸稈粉碎機也需要一筆支出,雖然國家有每臺30%的補貼。但秸稈粉碎機一年才用了一兩次,對農民來說性價比太低。
由于秸稈的降解時間很長,不能作為當季作物的肥源,一年也只能還田一次,還田效果還受到很多具體因素的影響,而且受病蟲危害的秸稈也不能直接還田,再加上秸稈分解過程中還存在微生物與農作物爭氮的問題,處理不好會影響苗期生長。因此,在一些不適宜地區還不如燒掉省事。
飼料化和工業用途要取決于當地的市場,也有一個成本問題。
秸稈收割的成本不低,特別是一些地方的收割機械設備不同時收割秸稈,需要動用人力收割,而農忙季節的勞動力也不便宜。此外,秸稈的經濟價值不高,一旦收購方完全負擔人工成本,就很難與其他原材料競爭。
3、秸稈直燃企業“騙補”現象突出
作為能源使用是解決大量秸稈應用的一個重要方法,國內也有很多的秸稈直燃和氣化發電廠。
雖然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和農業部為秸稈利用提供了政策和資金支持,但要企業享受到這些待遇并不容易。一方面,已建成的生產線必須達到一定規模才有資格享受相關補貼;另一方面,申請補貼的手續非常復雜。
按照《秸稈能源化利用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每綜合利用1噸秸稈補助150元。省級也會對一些生物質成型燃料生產企業進行扶持,每個企業補助5萬元,持續發展、運行良好的企業,經驗收認定,下一年度可繼續給予獎勵。但是,企業“騙補”在地方也時有出現,企業成立了,但并不開工的現象也存在不少。
用秸稈發電的企業,國家可以補貼到每度電七毛五,而火電補貼才只有一毛五左右。很多企業拿到國家財政補貼后,一關了之。比如,山東省從1997年開始建設的140處秸稈氣化站,到2007年已停用96處,占總數的68.6%。情況并不樂觀。
三、政策執行效果差強人意
從2001年至2012年國家農業部和環境保護部門出臺“環發”或“環辦”等文件8份,政策出臺密集且日益加壓,但執行效果差強人意。
根據2011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業部、財政部印發的《“十二五”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實施方案》,2010年全國秸稈可收集資源量約為7億噸,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70.6%,利用量約5億噸。其中,作為飼料使用量約2.18億噸,占31.9%;作為肥料使用量約1.07億噸(不含根茬還田,根茬還田量約1.58億噸),占15.6%;作為種植食用菌基料量約0.18億噸,占2.6%;作為人造板、造紙等工業原料量約0.18億噸,占2.6%;作為燃料使用量(含農戶傳統炊事取暖、秸稈新型能源化利用)約1.22億噸,占17.8%在該《方案》中,還提出了到2015年力爭秸稈綜合利用率超過80%。
如果到2015年結束目標達成,那么還剩下20%的秸稈沒有被有效利用。而為了這20%沒有利用起來的秸稈不被農民們一燒了之,各級政府和環保部門從衛星遙感監測到地面設立瞭望哨,全方位布控,嚴防死守,甚至派出工作人員到田間蹲守,目標就是“不著一把火,不冒一股煙”。
《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七條規定,違反規定露天焚燒秸稈的將由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二百元以下罰款。事實上,政府超過50的罰款需要進行行政復議程序等,這依程序一走就要2到3個月。
按照目前的市場測算,1噸秸稈的價格在200元到250元,目前市場上至少有20%,也就是1.4億噸秸稈有待消化。如果這部分秸稈得到綜合利用,市場價值至少在280億元。政府動用衛星遙感技術,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倒不如以獎代罰,直接將補貼發放給農民,鼓勵農民實施稻稈還田,或者回收集中處理。要知道,光中石油、中石化兩家公司2013年拿到的國家財政補貼就近1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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