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敏俊，浙江新昌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引進國外杰出人才”入選者，曾任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綠色發展研究室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日發布《京津冀霧霾治理政策評估報告》，提出了具有戰略意義和現實針對性的政策建議。霧霾治理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如何才能構建霧霾治理長效機制？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石敏俊。  

 污染物區域傳輸問題越來越突出，京津冀霧霾治理應協同作戰。為此，我提出一個理念，就是要建立京津冀綠色經濟共同體，從區域整體發展來考慮，而不僅僅是提出具體要求的削減目標。  

對話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石敏俊  

采訪人：本報記者劉蔚  

霧霾治理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  

 ■應轉向如何減少重污染天氣的發生頻率，尤其是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中國環境報：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日發布了《京津冀霧霾治理政策評估報告》。我注意到，評估報告中對于北京霧霾治理有一個重要的建議，就是霧霾治理的政策重點應有所轉變。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建議？  

 石敏俊：根據研究，北京市的減排行動計劃擬減少污染物排放量63%，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減排任務。即便能夠實現，北京市也只能使得PM2.5年均濃度下降到68.7μg/m3，離60μg/m3的既定濃度目標仍有差距。如果要把PM2.5年均濃度從66μg/m3降到60μg/m3，北京市需要把污染物減排率從63%提高到78%，霧霾治理的邊際成本將越來越高。北京PM2.5主要來源于生活源，涉及范圍廣，與民生相關，治理起來沒那么快，社會成本高、代價大。同時，北京周邊的一些地區即使實現了削減PM2.5的目標，但PM2.5濃度仍然很高，比北京高出不少，與人們期望的環境質量目標仍有很大差距。由此，我們認為，北京市可以考慮調整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不一定要死守60μg/m3的目標。  

 隨著PM2.5年均濃度降低，重污染天氣發生頻率也將相應降低，但兩者不是線性關系。因此，降低PM2.5年均濃度仍然可以作為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但霧霾治理的政策重點應轉向如何減少重污染天氣的發生頻率，尤其是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中國環境報：通過研究，您認為北京市的霧霾治理還能夠從哪些方面進行改善？特別是從經濟和政策方面，有哪些建議？  

 石敏俊：為什么北京冬季的PM2.5濃度降不下來？為什么高污染天氣頻繁發生？我們認為，可能是由于以下3方面原因：  

 一是冬季供暖。散煤與供暖對于冬季霧霾形成具有重要的貢獻。我一直認為，霧霾問題實質上是經濟問題。因為解決冬季供暖的能源主要是成本問題，散煤治理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二是城市管理。比如機動車。空氣污染與機動車排放有很大關系。在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期間，燃油消費量減少了39%。實際上，如果加強城市管理，減少霧霾還是有很大空間的。比如，中小學學校校車問題如果能夠得到切實解決，就能夠減少高峰時段的汽車流量，減輕交通擁堵，從而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在這些方面，城市管理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三是措施預判。我們知道，大氣污染物在空氣中是有累積和滯后的。如果能夠加強科學準確性，加大紅色預警、橙色預警的提前量，或許空氣中污染物就可能不會聚積那么高，也會減少“爆表概率”。  

 由此我們認為，為了使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更加科學、更具可操作性，應該將濃度目標轉換為排放量管理手段，在科學確定環境容量的基礎上，制定現實可行的污染物減排計劃，使得PM2.5濃度目標的實現具有科學的保障。在推進產業轉型，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污染物減排措施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切實控制和減少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污染物排放。  

如何才能構建霧霾治理的長效機制？  

 ■京津冀僅有生態補償、損害賠償還不夠，還應該嘗試建立京津冀公共財政基金來幫助河北轉型。  

 中國環境報：在您參與的這項研究中有一些數據，說明治霾與經濟發展是有一定關系的。那么，您認為，治理霧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到底應該怎么界定？  

 石敏俊：霧霾治理政策的實施必將給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損失。但如果考慮霧霾污染可能導致的健康損失，也許霧霾污染治理的真實經濟成本并沒有那么大。地方政府必須正視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短期沖擊，多管齊下，盡量減輕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負面影響。  

 實際上，能源和產業結構調整是導致GDP損失的主要原因，但產業轉型是京津冀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轉型，降低資源環境負荷，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我認為，霧霾治理需要運用經濟規律和經濟手段，包括稅收、補貼、綠色信貸、排放權交易等各種經濟杠桿、激勵和懲罰措施。經濟手段可以通過價格信號、經濟激勵等渠道，對個體和組織的生產行為、生活行為施加影響。對于推動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構建霧霾治理的長效機制，經濟手段更加有效。應當更多地運用經濟規律，采用經濟手段，去影響居民、企業和各級地方政府，促使其轉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國環境報：您提到應建立霧霾治理的長效機制。對于當前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您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有哪些建議？  

 石敏俊：污染物區域傳輸問題越來越突出，京津冀霧霾治理應協同作戰。霧霾治理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因此要采取經濟手段來解決。  

 治霾當然也要分近期和遠期目標。近期肯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把污染物排放量降下來。河北的減排重點在工業企業上，北京的減排重點在城市管理上。但隨著治理水平提高，協同作戰就越來越重要。  

 我認為，從長遠來看，只有協同發展才能抓住要害。我們知道，河北鋼鐵行業占經濟總量約1/3。但河北在現有條件下，只能依靠發展重工業，包括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這是因為河北優秀的人才、好的項目基本上都落戶到了北京和天津。要知道，河北也想轉型，但要有條件有機遇才能華麗轉身。  

 所以，北京和天津有責任去幫助河北增強發展能力。比如，在科技、人才等方面，全面提高河北的發展能力。對此，我提出一個理念，就是要建立京津冀綠色經濟共同體。  

 京津冀區域經濟是相關聯的，不能各打各的算盤，不能各搞各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從區域整體發展來考慮，而不僅僅是提出具體要求的削減目標。  

 河北轉型治理，北京應該出力。現在，北京也認識到大城市發展帶來的大城市病，包括環境污染問題，正在進行功能疏解。那么，能否與促進河北綠色發展結合起來？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認為，建立京津冀綠色經濟共同體，僅有生態補償、損害賠償還不夠，還應該樹立責任共擔、利益共享意識，建立一套長效機制，幫助河北轉型。可以嘗試建立京津冀公共財政基金來幫助河北轉型，這個基金可由京津冀三方共同承擔，按照發展水平分擔不同比例，也可以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相應經費。  

 比如，北京的發展水平高，人口密集，可以嘗試在河北劃出一些園區，實行共建、共管、共享，甚至可以以北京為主進行管理，利益分享。其實，當下有很多模式可以探索，關鍵是理念和思想的轉變。  

中國環境報：在建立區域綠色經濟共同體方面，國內外有哪些成功案例？  

 石敏俊：在這方面，國內外有很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鑒。國外一般更多依靠的是市場力量，而國內的行政力量可以在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很多跨地區的園區共建共管模式可供學習和借鑒。  

 其他地區可以學，但涉及這么大面積區域的比較少。有些類似的是近年來比較成功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深圳近年來也是發展空間受限，大城市病不斷顯現，因此深汕特別合作區（以下簡稱“特合區”）應用而生。特合區位于汕尾市海豐縣，由深圳市主導經濟管理和建設，汕尾市負責征地拆遷和社會事務。特合區產生的地方級稅收在扣除省按體制規定的獲益部分后，由深圳市、汕尾市和特合區按25%、25%和50%的比例分成。2011年~2015年，深圳、汕尾兩市將各自所得分成收入全額返還特合區；2016年~2020年，深圳、汕尾兩市將各自所得分成收入的50%返還特合區。這樣的發展模式，解決了雙方發展的難題，取得了雙贏。  

 當前，怎樣推動京津冀綠色經濟共同體發展？我認為，霧霾治理是一個很好的抓手。因為在治霾過程中，誰都不能獨善其身。三方有利益共同點、目標共同點，但在促進協同發展的過程中，還必須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要有經濟利益，也要有行政措施，還要有機制保障。  

 聯防聯控是措施，理念應該是共同體。區域之間要建立平等、互利，不分彼此的關系。我認為，霧霾治理需要協同發展，也能促進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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