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的高度如同木桶定律那樣,取決于其短板而非長處。作為現代文明的副產品,垃圾問題雖然像夢魘一般糾纏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卻是那塊不被關注的短板。伴隨著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再加上近年來大舉推進的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路線,中國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已使這塊短板凸顯了出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模式所產生的生活垃圾,作為現代文明之病已從城市快速滲透到廣袤的,擁有龐大人口基數的農村地區。當農民完全被納入大眾消費社會之時,不可持續的社會模式就不可能逆轉,也是現代文明崩潰的起點。對于此問題的研究,迄今大都集中在垃圾問題的分類、回收再利用等技術和經濟層面的探索上,但散亂的垃圾處理和生活垃圾的日常性取決于農村空間的再造和村民主體意識的重建。因此,文章基于農村地區的調研,從被裹挾于現代化浪潮的村民和村落治理的角度來解讀垃圾問題的形成機制和治理困境,在此基礎上從以下三個層面探討一條綜合治理的途徑,即共助體系的形成。一是發展社會導向的政策與退耕還林模式的公助;二是基于公共性互助紐帶的重建;三是通過鄉土教育來推動村民的自助和對鄉土價值的重新認識。  

關鍵詞  

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退耕還林模式;基于私情的公共性;鄉土價值  

一、問題的提起  

 垃圾是現代化的產物,其問題的輻射面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經濟發展或處理技術水平的范疇。當這樣的產物作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與中國農村所面臨的社會病理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具有社會性的復雜問題。但對于如何解決日益嚴重的農村垃圾問題,迄今的研究焦點大都可歸為對現狀的概述與技術性研究,即垃圾處理與資源化管理等層面。如張英民、張立秋、李廣賀主編的《農村生活垃圾收集處理及資源化系列叢書》對農村生活垃圾的特征、處理、資源化管理進行了系統性概述,并對部分農村生活垃圾產業進行了調查,以及對不同類型農村生活垃圾收集處理實例進行了分析。由此指出了一些現實問題,比如鄉村規劃編制和實施較為滯后,用地布局不盡合理,農村規劃建設管理較為薄弱,技術人員的專業知識不足、管理體制落后等。與此類似的研究論文,例如,王莎等、趙晶薇等、楊曙輝等、陳軍等皆對農村垃圾的現狀與處理模式進行了探討,也都指出了村民環保意識欠缺,政府治理農村垃圾的缺位,缺乏垃圾治理制度體系的管理等問題。章也微將環境問題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主張應該加強政府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中的主導作用。此外,對現狀的量化研究,岳波等共統計134個村莊生活垃圾情況,分析了農村生活垃圾的產生特性及其組分特點。  

 以上研究成果對農村垃圾問題的政策導向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也正因為如此,缺乏解決垃圾問題的主體——村民的角色,以及主體間的互動。生活垃圾問題與每一個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垃圾的散亂看似村民的自我選擇,并營造出的惡果,然而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浪潮,村民生活方式的結構性轉變往往將村民置于無力選擇的地步。在這樣的情境下,如何促動村民的參與是垃圾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垃圾問題絕不只是一個環境問題,其背后是整個村落的凋敝、人心渙散的社會病理。特別是針對一些村落,業已形成的延綿幾公里的垃圾路帶,該由誰、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理,需要探討一條切實可行的解決途徑。因此,本文依據在H省(2014年8月)和J省(2015年8月)的農村地區展開的參與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首先對農村生活垃圾問題的形成機制和治理困境進行解讀,在此基礎上來探討“公助˙互助˙自助”的綜合治理模式。  

二、中國農村生活垃圾問題的形成機制與治理困境  

 伴隨著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再加上近年來大舉推進的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大眾消費社會已逐漸形成。大眾的特質,如同奧特嘉所指出的那樣,是他律的,而非自律的,理所當然地享受著現代文明的物質恩惠,卻對整體社會的未來欠缺責任感。近年所謂“雙十一冶的消費狂歡恰恰印證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弊端。盲目的消費即使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但其背后卻隱藏著對資源和能源的掠奪性開采,生產過程的污染排放,及消費過后的大量廢棄。在地球資源和空間有限的情況下,這種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模式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其中最顯而易見的,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現代文明之病,就是生活垃圾的無節制增多。2007年為止,農村地區的垃圾已致使1.3萬公頃農田不能耕種,3億農民的水源被污染淤,每年新增7000萬噸生活垃圾未做任何處理。至2016年,中國農村地區的垃圾總量已達到每年1.5億噸,其中經過處理的垃圾只有50%。垃圾的增多無疑是人類為追求更快捷、更富裕生活的結果,但文明的高度不是取決于其長處,如同木桶定律那樣,是取決于其短板。在中國,這種無反思的現代消費生活模式已從城市快速滲透到廣袤的、擁有龐大人口基數的農村地區。當農民完全被納入大眾消費社會之時,不可持續的社會模式就不可能逆轉,也是現代文明崩潰的起點。  

 這是因為,垃圾的大量出現,所折射出的并不只是該如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或處理技術上的課題,更是揭示了人類社會該何去何從的文明危機。比如日本,作為一個后現代的國家,好似已經跨越了環境問題這一屏障,然而現實是,環境問題不僅沒有消失,而是深刻地融入到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雖然日本社會擁有先進的管理體制和處理技術,但垃圾問題這個無法消解的難題,將會長時期地縈繞在這個列島之上。日本的經驗教訓警示我們,即便是經濟的發展和高科技的處理技術也無法對應這個難題,那么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中國農村生活垃圾問題時,除了管理體制和處理技術外,還應該思考如下所述的問題生成機制和所面臨的治理困境。  

(一)傳統與現代的沖突  

 首先,垃圾是現代化的產物,在無機物產品的大量消費下,無法降解的垃圾才會應運而生。這一點在H省和J省的村落調研中也得到了印證。H省A村位于山區,村內有一條長達幾公里溝塹,在溝下和斜坡的四周散落著大量的垃圾,有方便面的盒子、香腸包裝皮、塑料制品、瓶子、罐子等,形成了一條長長的垃圾路帶。經觀察,每日生活中所產生的垃圾,村民會毫不猶豫地拋向溝內或溝塹的周邊。對此,村民A(女,67歲)說,“我小時候也沒什么可扔的,有瓶瓶罐罐都要留著裝東西,有塑料也會留著包個東西什么的,(當時)有不要的東西也會往溝里扔,但在溝外垃圾的增多,不過是這7~8年的事。另一位,在農閑期去城里打工的村民B(男,45歲)說,“垃圾多了,可能是生活好了,買的多了,但和城里(生活水平)還是有差距……我希望孩子高中畢業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生活,雖然自己不太想去城里生活。  

 中國的農村,由于二元結構的影響,村民不只是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保障上,甚至在心理層面,相較于城市居民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從上述兩位村民的談話中可以得知,垃圾問題的凸顯只是最近幾年生活改善的結果,但往溝里的丟棄行為,卻是作為一種“傳統”的慣習沿襲了下來。因此,在無法降解的現代化產物和傳統丟棄行為的沖突下,垃圾問題凸顯了出來。傳統的丟棄行為本身并沒有多少負面的意義,因為,所丟之物皆為有機物品,終究會回歸土地。但是,急速的商品消費大潮將每個人裹挾在內,村民并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長久積習雖然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但在訪談中,幾乎每個被訪者都認為“往溝里扔垃圾是不好,但大家都這么做”的行為規范下,難以建立起自己既是環境問題制造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意識。當溝塹作為共有地被垃圾填滿的時候,勢必會反噬每一個垃圾丟棄者和他們的下一代。  

 生活方式的轉變與環境問題的相關性同樣體現在J省D縣的農村里。D縣的J村不僅面臨著生活垃圾增多的問題,近年來隨著養殖業的興起,禽類和牛、豬等家畜的排泄物在當地引起了一系列的難題。村民的養殖場大多設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招致大量的蒼蠅,異味也不斷引起鄰里之間的糾紛。未經任何處理的排泄物被放置在道路和田端,成為寄生蟲的溫床,雨天過后,排泄物被沖進田里,引起農作物的枯死。現代科學誕生之前,世間沒有無用、可丟棄之物。動物的排泄物本來作為肥料,化為土地的養分,滋養農作物,即人類˙動物的排泄物→農作物˙土地→食糧→人˙動物,這一循環體系在農村社會里的勞作與生計發揮著功能。然而,傳統的循環哲學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不堪一擊。  

 D縣位于省會城市的2小時經濟圈內,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外出務工的村民逐漸增多。在所調查的村子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或長或短的外出務工成員。當中,所訪問的老年人都堅持認為,不會讓自己的孩子留在農村,但自己不想去城市生活,覺得不會適應那里。J村C村民夫婦(丈夫62歲,妻子59歲)都表示,“去城里生活過,但還是覺得這里(農村)好,城市什么都貴,不像這里還能種點菜和水果,冬天在窖子放些蔬菜,不用再買了。”該夫婦的兒子、D村民(男,36歲)則表示,“家里除了苞米地以外,自己(沒時間)已經不種菜了,苞米價格又低,自己和老婆都要出去打工,而且為了孩子的將來考慮,還是想讓他在城市工作、生活”。兩代村民相較而言,父母在自家院子里種菜、種水果可以節省一部分開支,而兒子除了苞米地的收入以外,要尋求打工才能擬補家用。這就意味著,原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村落共同體的自給自足或互幫互助的體系得以維持,當生計被納入大城市經濟圈后,加大了對貨幣經濟的依賴。因此,進城打工并沒有實現他們最初的預想——能夠使自己的生活比父輩更加寬裕一些,相反在城里的打工經歷使他們產生了更加強烈的窮困感和焦慮。  

 然而,維持生計方式的轉變,除了沒有讓他們更加寬裕之外,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加重了環境的惡化。C村民(妻子)說,“兒子只在農忙期回來幫助種地,其余時間都在外面打工掙錢……糞便我們都不用了,就用化肥,省事還干凈。”E村民(女,42歲)說,“家里也沒幾畝地,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也有時候去(打零工),家畜的糞便早就不用了。”J村委會G干部說,“化肥的用量用法我們也都講過,但是都圖省事,本來化肥要分幾次撒,但要去打工,沒時間回來,所以干脆在種的時候,把(幾次量的)化肥一起埋進去。”為了彌補與城市生活上的差距,村民不得不做出了一些作為個人的合理化決定,然而這種個體合理化的行為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使社會整體陷入不合理的狀態。J省所在地被稱為肥沃的黑土地,但黑土層已由開墾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每年流失的黑土層厚度為1厘米左右,同時有機質以平均每年0.1%的速度下降,導致土壤生物學特征退化,作物病蟲害發生率提高,耕種全部依靠化肥來支撐。正如村干部E所說的那樣,“土地本來是具有力量的,即‘地力’,可以自我消化、凈化,但現在不行了,化肥已經讓土地失去了這樣的能力,村民覺得產量下降,于是就加大化肥的使用量。化肥是省事的、干凈的,而動物的排泄物則是污穢的、麻煩的,以及沒有人想讓自己的孩子留在農村,這種對城市生活的向往,都可以看出村民對現代化毫無防備的擁抱。在這當中,與生態系統融合為一體的傳統生活體系,也就理所當然地被拋棄掉,甚至形成了化肥→土地退化→低產→加大化肥使用量→土地更退化的惡性循環。  

(二)人心的渙散與行政權威的弱化  

 垃圾的散亂是由于在共有地的丟棄和堆積,所調查的H省和J省的村和鄉鎮干部并沒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他們來說,垃圾問題作為一個歷史積累下來的,并且還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與經濟發展相比,不會成為當前的主要課題。  

 對于H省A村大面積垃圾帶的問題,鄉干部說,“國家越來越重視環保問題,我們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存在,但解決需要時間和資金……現階段能做的,加強對村民的教育,比如垃圾站點寫上一些環保的標語。”從中可以看出,垃圾治理依然有賴于上級(國家政策)的扶持,在沒有具體對策之前,用口號進行彌補。然而A村垃圾站點的環保標語,反諷式地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村民并沒有把垃圾倒進垃圾桶里。不僅如此,口號治理的弊端,即反功能的效果卻異常地突出。首先,復雜問題的單純化。垃圾作為將一個關乎當地所有人的問題,需要共同關注、商討、應對,但這一系列的措施被簡化為幾句口號。其次,作為主管部門,口號治理成為工作任務終結的裝飾,掩蓋了工作的不到位。如,“村民看到了(不要隨便倒垃圾)標語,但都不配合。而現實是,村民B說,“(該村)哪沒有垃圾,扔哪都一樣,如實地反映出破窗理論的效應。第三,在一些村落,甚至出現詛咒謾罵式的標語,不僅將責任簡單地推卸掉,并且嚴重阻礙了理性思維的綻放。對垃圾治理口號的理解,管理部門和村民之間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斷裂。既然是一個復雜的、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問題,那么反思、梳理問題的所在是問題解決的第一步,而情緒宣泄式的口號治理于事無補。  

 相較而言,J省J村的狀況明顯好于H省A村,并沒有大規模的垃圾路帶問題,上級鎮政府已經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垃圾回收處理體系,但村內外不難發現零零散散的未回收垃圾。即便像日本那樣,將垃圾非可視化,但問題依然存在——在哪里燒,在哪里埋的紛爭不斷。從根本上來說,垃圾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每個村民的主體性意識,在生活中實踐4R的理念,即REFUSE(拒絕過渡消費)、REDUCE(減少浪費)、REUSE(反復使用)、RECYCLE(循環再利用)。從J村和鎮干部的角度來說,家畜排泄物的問題,由于直接引起了鄰里之間的糾紛,更讓他們感到棘手。對于隨手扔垃圾和糞便所引起的糾紛,村鎮干部皆認為,“一些村民不顧別人的感受,是由于個人主義的蔓延……比起以前,現在的村民都不太聽話了……水利道路等公共設施的修繕,出錢出力的活兒,都不情愿了。”他們認為,村民態度變化的契機就是農業稅的取消,村干部喪失了根據國家政策可進行強制性征收的法寶,對村民的控制力大幅度降低。但如果農業稅征收時期有集體主義的話,那么也只能稱之為“強制性集體主義”,現階段的所謂“個人主義”,又何嘗不是一種鐘擺效應的體現?  

 對農業稅和各種分擔金的強制性征收,村民們記憶猶新,再加上近年來青壯年的流失、以及消費欲望和貧富差距的同時擴大,加重了對未來的焦慮感。在這些因素的重疊下,即使2007年國務院和農業部共同發布了“一事一議”制度,規定了農田水利和土地治理等公益事業所需資金,采取由村民參加的“一事一議”的籌集辦法,但都沒有改變行政權威的不斷衰落。雖然,在中國一些富庶的村落中,其治理看似章法得當,但并非是在村民參與下的治理,而是依賴于將村落成功企業化的村干部的個人權威,反之,在沒有經濟活力的村落則成為一個沒有凝聚力的、散漫的村落組織。在所調查的村落中,并沒有一個卡里斯瑪型的企業家,因此,村落急需的公共事業建設處于停滯狀態。村民所渴求的卡里斯瑪是一個能讓村落快速發展,其中所謂的發展即是指經濟條件的改善。在追求更富裕、更便利的現代化生活中,主體性地去解決垃圾問題的意識自然也就被稀釋掉了。  

三、綜合治理模式的探析  

(一)“退耕還林模式“的公助  

 公助是指行政體系在政策上的導向與資金上的扶持。如果以發展的語境來概括當今中國現狀的話,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爆發式的經濟發展,與嚴重滯后的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如同在雙軌道上單輪運行的雙輪車一樣,無法保證可持續的運轉。垃圾問題在消費社會下的凸顯,即是其寫照之一。那么,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較有何區別?  

 經濟發展包括,為促進產業開發而建設的基礎設施、工廠等實體上的開發,可通過投資、技術轉移和學習等途徑,較容易達到。而社會發展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硬件設施,這是與經濟發展相重合的部分,包括基礎設施、醫療衛生和教育設施等生活條件的改善。第二是軟件方面,包括社會組織和以社區建設為主的發展。第三是人本主義,即促進居民潛在能力的發展。其中第二點和第三點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區別。對于社會發展的概念,在所調查的村鎮干部中并沒有明確的意識,工作的重心和規劃依然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處于等而次之的地位。即使是在日益凸顯的垃圾問題上,也是期待著國家指令的下達和資金的到位,對組織的散漫和村民的不合作,也只是對過往可強制性動員時代的懷舊。其潛臺詞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問題會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而現實的邏輯是,村民在未完全富裕起來的情況下問題已經十分突出。并且,日本的前車之鑒告訴我們,經濟與技術的發展非但沒能消解生活垃圾問題,相反加重了問題的復雜性。因此,在戰略層面上,基層村落組織有必要轉變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導向,重建基于與他人的紐帶和共生的共同體,以提高村民對公共事務和公共課題的參與程度。  

 對于垃圾處理體系的建立,即回收、運送、分類、再利用這一具體的問題上,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解決、由誰解決散亂在各處長期積累下來的垃圾問題。如H省A村長達十幾公里的垃圾帶,是在村內共有地上形成,并成為了理所當然的垃圾堆放地。快速且徹底清除這個共有地的垃圾,是摧毀破窗效應持續發生的基礎,如若不然,隨意丟棄行為的再生產將會永久地持續下去。但即便設立了垃圾處理部門,也不可能應對如此龐大的回收工程,如前所述,只是2016年的農村垃圾就已達到1.5億噸,其中50%未加任何處理,這需要村民的集體力量,而基層村落組織也不可能再回到強制性動員的時代。因此,在思考如何激勵村民參與垃圾回收的政策,可以借鑒退耕還林模式的途徑。  

 退耕還林工程在世界環境保護歷史上,是一項投資最大、政策性最強、區域面積最大、民眾參與程度最廣泛的生態重建工程。國務院2002年頒布的《退耕還林條例》規定,其政策是指國家向森林和草地環境弱化地區的農民發放糧食、資金、種苗等補助,激勵村民進行復原林地的一項政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用生態補償和經濟上的激勵方式帶動了村民的廣泛參與,并促進了村民的增收和森林覆蓋率的上升。以此模式為基礎,在對應大面積垃圾路帶的時候,可以期待在短時期內將散亂的垃圾徹底清除掉。第一,行政體系和回收部門的單獨行動不可能在短期內回收多年積累下來的垃圾,花費時間過長,破窗效應則無法消解。第二,需要多數村民的參與,國家按回收垃圾的重量和勞動時間支付給村民一定的經濟補助,激勵參與度的提高。第三,規定在一定的區域內和時間內完成回收、分類及搬運。第四,此后產生的生活垃圾由重建的垃圾處理體系進行回收。  

 農村地區工業垃圾的傾倒和堆放,以及污染工廠的排污,其中的受益人與受損人利益界限分明,相較而言,在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下易于產生問題意識和采取行動。而農村生活垃圾,比如隨意丟棄垃圾行為,其中所產生的利益沒有人可以進行獨占,因為受益者和受損者是“大家”,由所有村民共同承擔,利益界限不明確。這樣一個隱蔽的、長期的、復雜的,是村民在并沒有完全富裕起來而產生的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問題的社會化,而行政手段或公權力對個人生活介入的程度有限。因此,對于共有地的垃圾問題最初運用經濟補助方式來促進村民的參與,在短期內是一個有效的權宜之計。村民在參與中,必然會理解到無法自然降解的垃圾對居住環境和農業耕種的危害。同時,煥然一新的自然空間和居住環境的誕生,是個人調整自己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契機——自己是破壞者還是保護者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終結隨意丟棄行為的再生產鏈條。  

(二)基于公共性的互助紐帶  

 以經濟方式激勵村民的參與是為了保證能夠集中地、快速地清除共有地的垃圾,杜絕隨意丟棄行為再生產的舉措。但既然是一個公共課題,那么長期內還是需要村民在互助的紐帶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現有的課題,而不是將問題甩給行政部門。對此,行政部門和NGO等團體可提供有關垃圾分類、有害物質的學習,以及對4R理念實踐的支援。對于村民來說,互助體系的形成有賴于對鄉村的愛護,和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即公共性的建立。  

 對于公共性的解析,日本學者荒川康指出其具有三個層面,第一是“法律和制度的公共性",第二是“國民共同財產(自然及文化遺產)的公共性",這兩種公共性可以從上述的公助當中去尋求。第三是與前兩者所體現出的“公”不同,相較而言具有“私”的性質,即“基于私情的公共性”。對于共有地的保護和再生,不能只以前兩種公共性為基礎進行論述,因為“基于私情的公共性”依托的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生活世界,是支撐個人行為的根源性要素,并且無論哪種公共性都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實踐活動而習得,即“可培育的公共性”。對于村民來說,“基于私情的公共性”是對生我養我的村落、山川的愛護,是一種基于情感紐帶,共同保護村落的公共性。與“基于私情的公共性”對照起來,垃圾的散亂所折射出的問題是,村民為何對自己不可替代的生活世界的惡化會采取一種漠視的態度,以及是什么阻礙了公共性的建立。  

 在前近代的歷史長河中,中央集權的行政權力沒有直接滲透到村落內部,村落自治在宗族的團結和族長的權威下得以維持。其內部建立起自衛、防火和互助的體系來鞏固內部自治,這就是“基于私情的公共性”而形成的紐帶和自治體系。但近代之后,在歷經戰爭、饑饉所導致的人口流動中,自然村減少,行政村增多,自治體系逐漸弱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村民紛紛被編入生產隊,再加上宗族權威的來源——祠堂和族訓被作為迷信成為徹底批判的對象,進而村民不得不依附于現代國家的權力體系。改革開放后,人民公社解體,農村和村民的地位下降,以及村民對曾經的強制性集體主義的抵觸,都反應在對村落公共事業建設的消極態度之上。被現代化的浪潮不斷沖擊的中國農民,村落整體的宗族觀念稀薄化,依托于村落自治的“基于私情的公共性”消退。互為表里關系中的自治無法真正貫徹下去的時候,村民的公共性自然無法彰顯出來。因此,在村民的精神結構中,村落作為一個公共圈已然縮小為家庭或個人之間的關系網絡。  

 至于“可培育的公共性”,在現時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土壤并不豐厚。近年來,隨著中央財政對農村的投入,農村的義務教育、醫療服務,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相較以前已有大幅度的改善。這些政策基本是為了糾正城鄉差距所作出的補償性措施,對于人本主義的社會發展,即村民對公共事務參與的程度和能力的促進,卻并沒有太大的改觀。相反,在所調查的村和鄉鎮干部皆懷念過去強制性集體主義的便利性,對所謂“個人主義的蔓延”和“農業稅的取消”而導致的村民不合作深惡痛絕。究其原因,除了強制性集體主義已不再具有正當性以外,還有村落內部曾經均質化的結構也被打破。  

 近年來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浪潮的裹挾,職業和住所的分離增多,特別是城鄉差距加速了分離的節奏。然而,除了城鄉之間的差別,村落內部的階層分化也開始逐漸顯露出來。在J省J村,田地擁有數量的多寡,以及養殖等副業的有無,決定了在村落這個場域中的經濟資本占有量,收入差距可達10數倍以上。經濟資本的基礎是對子女教育進行投資的保障,進而又可轉化為對文化資本的占有。曾經均質化的村落內部在出現階層化現象后,如J村那樣,養殖業者和田地大量擁有者與鄰居之間,出現了雇傭關系。離農現象和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打擊著曾經緊密的村民關系,有形的或無形的藩籬已然修葺在村民的內心深處。在這樣的狀況中,無法將一個長期的課題——公共性的培育作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因此,相較于村落整體的公共圈長期利益,充滿焦慮的村民會轉為向短期利益及家庭利己主義傾斜,正如所調查的農戶中,其院子里都是規整的、干凈的,而院子外則是垃圾散亂的世界。  

 傳統的自治體系在今日已不可復制,但在今時與往日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出,與村民活動范圍大幅增加相反,對公共課題的關心和行動的公共精神卻大幅度縮小、稀薄化。無論是對權力體系的依附,還是對經濟資本的追逐,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社會是一個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金錢與權力代替了語言溝通,對社會的整合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行為已不再起到相應的功能。因此,一個村落如果沒有相對獨立的、大多數村民都能夠參與協商、溝通的公共領域,那么共有地的垃圾只會成為大家的、他人的、政府的問題。因此,源于個人的,又成為公共課題的生活垃圾,勢必要以主體間的對話,沒有外在強制因素的對話中達到主體間的相互理解,在這樣的公共領域中需要時間一點一滴地達成新的行為規范。這種基于協商制度而形成的互助體系,是減少行政負擔和促進村落治理的關鍵。對共有地垃圾問題的治理是村落空間的再造和自然環境的管理,同時也是“可培育的公共性”逐漸形成的契機。只有以村民為主體的溝通互動中,已然縮小為家庭和個人間網絡的村民公共圈才有可能重新擴大,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才能得以革新。  

(三)鄉土教育對村民自助的推動  

 成為公共課題的生活垃圾,其源頭是在每個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出現,積累出來的問題,無論是公助,還是互助,沒有村民的日常實踐不可能成功。因此,村民能否認識到自己既是問題的制造者,又是問題的受損者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這就需要確立村民以自助的姿態,作為問題解決的主體,重新習得新的規范,如4R的理念和實踐。對此,教育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但教育行為往往存在于權力關系當中,帶有象征暴力的色彩。因此,促進村民的自助要竭力摒棄以上對下的指令式宣教,不僅是因為強制性的動員已不再具有正當性,也是將教育的實質回歸于對學習者的支援。  

 推動教育不是期望學校回歸鄉村。因為,即便是回歸,作為制度化的教育模式,其學習內容已然背離鄉村的本位,甚至貶低鄉村的生產和生活,已不再是能夠給鄉村人帶來靈感、幸福與希望的教育了。而且,學校的環境學習并沒有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發揮遏制的功能,恰恰相反,學校教育成為了既有生活生產路線的再生產裝置。現代社會中,對學校教育的偏重和對學歷的偏執,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的文明之病,因為其嚴重阻礙了作為人類本能的學習能力的發展。這個能力不是局限于青少年時期,也不是消極地等著被灌輸的態度,而是貫穿人一生的自律知性。但大多數關注中國農村教育的人士,往往將教育等同于學校教育,將學習行為天然地限定為青少年時期,仿佛普通的成人村民不存在學習的需求一般,選擇性地忘卻了他們的自我發展。這一點恰恰印證了學歷社會成為當今社會的文明之病。  

 因此,農村教育的重建,更應該思考如何促進自律知性的建立,面向終身教育的學習型社區的建立。在H省和J省的村落里,都已開設小型的村民學習室或圖書室,但藏書大都為關于計生和農畜牧業生產類的書籍,并且利用者寥寥無幾,所舉辦的學習活動屈指可數,其內容大多為農畜牧業的技術學習。終身教育的學習型社區需要將學習活動和村民的生活及現實課題結合起來,才能促發學習者的動力。這樣的學習型社區,可以成為公共領域的載體,與前述的互助是相呼應的關系。哈貝馬斯所指的公共領域,是一個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參與人通過對話來形成公共意見。這個源于西方社會的概念,原本是指與行政體系并行的,依據自由的、自發的語境而成立的體系,但在實踐中其行使主體往往只限定于有學識的階層,所以,該概念已逐漸轉變為以民眾文化活動為基礎的公共領域。因此,在思考如何形成新的公共意見和行為規范時,如果要通過鄉村教育,那么與村民生活、與民眾文化息息相關的鄉土教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首先,鄉土教育是以當地的歷史、文化、民俗、自然、地理為題材而進行的學習內容的收集、編纂、傳承的參與式學習過程,是根植鄉土,聚焦現實問題的學習活動。村民對鄉土環境變化的了解,必然會折射出問題的所在。這是促動其能夠自主地改變生活方式的途徑,即自助的實踐,而這一點更加符合學習作為人類本能的特質。因為,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學校教育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在近代社會才開始出現,是為了迎合工業社會對產業工人的需求,這種基于功利主義的劃一性教育體制不符合各具特色、問題不同的鄉土社會。在鄉土的傳統生活中,人類在幼小時跟隨長輩在實踐中學習農作物的耕種,氣候變化的掌握,家畜的管理、土地的利用。作為主體的個人,在文化的、宗教的、社會的、技術的活動中,積累經驗,教育(=學習)與行為是一體的。其中并沒有教與被教的概念,而是自己通過觀察、試行、再修正這一過程來完成自己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也保證了當地生活體系和生態特色的融合,是當地作為一個可持續社會的根本。這一系列的實踐恰好地體現出自助的重要性,鄉土教育和垃圾問題的結合,是村落空間再造的契機,也是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人本主義的社會發展。  

 其次,鄉土教育是對當地固有價值的再確認,是培育對自己生活世界的“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重建,同時需要納入關于垃圾問題的學習和4R理念的實踐。固有價值的重新確立,是以優勢視角來重新審視鄉土的途徑,而一個垃圾遍地的鄉村不可能讓村民會感到有任何優勢。在H省和J省所調查的村民中,即便是不愿意移居到城市的老人,也都無一例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到城市里生活,認為城市是發展的前沿,至少看起來是干凈的。一方面,說明村民對垃圾問題有了明確的問題意識,但對應問題的知識和信息,無法從適當的渠道獲得。另一方面說明這樣的認知顯示了在長期的二元結構下,已經形成制度化的心理弱勢和自我否定,加速了他們離開農村的步伐。這種對現狀的妥協心理是建立自助精神和問題解決的最大障礙。對村民來說,經濟落后尚在容忍范圍之內,而一向優異于城市的田園風光已因為垃圾遍地而不復存在。一個凋敝的、環境惡劣的,村民以加速度脫離的村落,若要重新振興,亟待鄉土教育來促動村民重新認識當地的固有價值,而垃圾問題就是遮蔽其固有價值的一大障礙。這樣的價值并非已完全消散,它就存活在村民的集體記憶當中,這是鄉土重建的精神基礎,也是村落社會再生產的情感力量。此種情感力量同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意涵相契合,亟待學者等更多的人士去關注,去發掘。  

四、結束語———共助體系的形成  

 垃圾問題,如作為后現代社會的日本那樣,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得以解決。但更讓人憂慮的是對現代化毫無防備的、徹底的擁抱。當這樣一個現代化的病理,與中國農村社會正在經歷的社會病理相結合的時候,垃圾就不再只是一個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的課題。可以說,農村生活垃圾是多重病理相疊加而凸顯出來的問題,對其診斷和治療也應該思考一副綜合性的處方。因此,本文分別從三個角度,即行政體系的公助、村民主體間的互助和對村民自助的學習觸發,探討了根植于村落空間再造的治理模式。如果是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那么,其順序應該是,自助、互助、公助,也就是說在自助和互助不能完全應對的時候,才會有公助登臺亮相的機會。但在中國農村地區,無論是快速清除共有地散亂的垃圾,還是公共領域成立和對鄉土教育的推動,公助的力量不可或缺。但長期對公助的依賴,不啻于強化了村民生活世界的空洞化和殖民化,再加上無論是鄉村干部或是普通村民對社會發展的概念和規劃并沒有明確的認識,甚至將經濟發展等同于社會發展。其問題的所在也折射出當今社會整體對后者輕視的現狀,因此本文特別強調了二者的區別,這是因為對于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質的生活垃圾問題,社會發展對互助和自助的促進更是長久的、根本性的機制。而在現階段,對中國農村生活垃圾的現實處方是,從這三個層面同時推進,以形成有機的共助體系,才能使4R的理念與實踐滲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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