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在歷屆黨的代表大會中，將生態文明、生態環境放在如此的高度來對待，黨的十九大還是第一次。這說明生態文明建設對于我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而言已經非常重要了，因此立法機關應當響應黨的號召，及時出臺《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順應時代背景的新要求，順應治國理念的新要求，順應依法治國的新要求。  

 雖然我國立法中已經有《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保護環境與資源的法律，但是制定《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依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可以實現三個創新。  

一是現代法學思想建設的創新。  

 我國的法律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法學理論的根基，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是以資本論為基礎，對社會的構建主要強調財產如何分配，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論述相對比較少，對社會的建設也很少從生態建設角度來闡述。而在當代法學思想體系建設中，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立法，生態文明思想很可能會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因為生態文明促進法主要是把生態作為一種新的財產權，是整個社會共享的，這種思想不僅僅是法學思想的創新，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次完善。  

二是生態文明法律體系的創新。  

 《環境保護法》是以污染防治法和資源保護為體系的，污染防治和資源保護最終的結果能夠促進生態文明的提高、生態環境的改善，但是《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則完全不同，促進法不僅涉及污染防治和資源保護，而且還涉及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例如社會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思想建設等，可以真正構建成完善的生態文明法律體系。  

三是權利義務表達方式的創新。  

 從法律形式來看，對生態文明建設立法，應當采用促進法的形式，即《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目前我國已經擁有《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小企業促進法》《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就業促進法》、電影產業促進法》等7部促進法。  

 從本質上看，這些促進法和其他法律并不一樣，其他法律講權利義務、講法律責任，都具有懲罰性，只要涉及法律責任就是對財產或者權利的限制和剝奪。而促進法則不是，它是一種倡導性立法，以鼓勵為主，雖然也有權利有義務，但是履行了義務即獲得了一種權利，就是受表彰權、受激勵權，國家要給予獎勵、給補貼。  

筆者以為，制定《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應當體現“三性”。  

首先，定位要體現權威性。  

 在立法時，要將《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定位成為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綱領性法律來對待，要比《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促進法具有更高的法律位階和權威性。因為《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內容只涉及經濟建設領域，《清潔生產促進法》也只在生產領域內發揮作用，而《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的內容則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不同領域，在這些不同領域之內的法律行為，都要受《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指導。  

 因此，為了凸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可以將該法定位成為生態文明建設領域之內的“小憲法”。  

其次，結構要體現全面性。  

 因為生態文明建設涉及面非常廣泛，不同領域之內都要踐行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因此從內容結構來看，《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在立法設計時，除了要遵守一般法律規范的結構設計之外，篇章布局還應當盡可能全面，要設計不同的篇章來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不同領域之內的生態文明建設活動加以規范，體現出法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性。  

最后，內容要體現指導性。  

 從性質來看，《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屬于倡導性立法，雖然有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但是懲罰并不是該部法律的特色，因而正面的鼓勵要多于反面的限制。這就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必須具備指導性，不僅要指導環境立法，同時要指導經濟立法、民事立法、刑事立法、行政立法，要為部門法的立法提供思想指導。與此同時，對于國際條約的簽署以及國際合作，凡是要承擔國家義務時，《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也應當提供法律思想的指導。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北京市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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