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公眾普遍關注的大氣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猶如“隱形殺手”，給百姓健康帶來慢性危害。作為一座工業化城市，上海的土壤污染問題也值得高度關注。如何在體制機制上保障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解決資金來源、責任認定等棘手問題?近日，在上海市科協舉行的研討會上，多位專家提到美國政府治理土壤污染的“超級基金”，認為該制度對上海有借鑒價值。那么，打造滬版“超級基金”還欠缺什么?專家發表了各自觀點。

 

    立法防治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具有生理毒性的物質或過量的植物營養元素進入土壤，導致其性質惡化的現象，污染成分包括重金屬、有機物兩大類。土壤有一定自凈能力，但一旦被嚴重污染，就很難恢復。

 

    在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土壤污染是普遍現象，上世紀70年代末的美國“拉夫運河事件”就是一例。1942年至1953年，胡克化學公司在紐約州拉夫運河中棄置了2.18萬噸化學廢物。運河被填埋后，該公司將這一地塊出售給尼亞加拉瀑布學校董事會。那里建造學校后，附近發展為居民社區。隨著時間流逝，貯存在地下的化學廢物滲入土壤，向居民住宅釋放毒氣。事件經媒體曝光后，轟動全美。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即“超級基金”。該法授權美國環保署對全國污染場地進行管理，并責令責任者修復污染特別嚴重的場地;如果找不到責任者或責任者沒有修復能力，“超級基金”將撥款修復。

 

    由此可見，立法和資金是“超級基金”制度的基石。然而，市環保局副總工程師、規劃處處長柏國強坦言：“我國在土壤污染立法上尚不健全，資金問題也會成為很大障礙。”上海交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仵彥卿說，好幾年前我國就研討土壤污染立法事宜，但至今土壤污染立法仍未出臺。專家建議，應開展土壤污染防治的專項立法，構建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的地方性法規體系。

 

    全市“摸家底”調查

 

    在資金問題上，一些專家認為除政府撥款外，應嚴格執行“誰污染，誰治理”的責任制度。“超級基金”法案就規定了責任方“嚴格、連帶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責任。也有專家指出，“誰污染，誰治理”不符合國情，因為很多污染地塊的責任方不明確。以上海部分地塊為例，解放前就有工廠使用，如果追溯那些企業的責任，要他們為如今的污染治理買單，在實際操作中顯然有很大難度。

 

    “土壤修復很費錢，‘超級基金’花了很多錢，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仵彥卿說。為解決這個難題，他認為應采取“先列出污染場地清單，再做風險評估，按污染風險等級分步實施”的戰略，把有限的資金先用于修復風險等級高的場地。為此，上海應開展全市范圍的土壤污染“摸家底”調查，對有污染的場地按風險值大小進行分類。德國政府就是這么做的，他們劃出3條線：對綠色線上的場地，重在預防;對黃色線上的場地，發出警告;對紅色線上的場地，進行修復。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沈國輝說，“摸家底”除了調查工業用地，對農業用地也不可忽略。

 

    設監測點源頭管控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小平認為，打造滬版“超級基金”制度，還應加強源頭管控。如果依舊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會不斷有新的污染場地出現。因此，工業、農業用地監控與污染場地修復一樣重要。環保部門可以像設立PM2.5監測點那樣，在本市設立土壤-地下水污染監測站位，進行長期監測。一旦監測到污染，由于不存在責任方不明確的問題，政府完全可以實行“誰污染，誰治理”的制度。

 

    研討會上，專家還談到了土壤修復的技術研發和市場規范問題。仵彥卿認為，政府部門有必要對該領域的基礎研究進行立項，支持前沿性、新技術研發和示范應用，否則我國的土壤污染治理會缺乏后勁。政府部門還應牽頭，推動行業協會制訂土壤修復的技術標準，并在此基礎上對從事土壤修復業務的企業進行資質認證，淘汰一批技術水平不達標的企業。

 

    上海市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楊建榮表示，土壤污染的防控與修復問題十分重要，市科協會為科研人員搭建平臺，將更多有價值的建言提供給有關部門，供其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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